我进地狱：英雄汪精卫为何折节甘当汉奸　　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了解更为完全一致，惟在当汉奸的动机上观点各有不同。一是对权力的执着，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上了“恐日症”和软骨症；三是与蒋介石达成协议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败是大败都不至于亡国；四是相信中国打不输掉日本，太迟和不如早于和，反而主动；五是一贯内亲日，死心塌地投奔日本；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投奔铸成大错，不得已一拢究竟。　　这六种动机，尤为险恶的是第五种，最不有可能的是第二种。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行刺清摄政王事败逮捕被捕，辄作诗“仁慈歌燕市，每每不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忘少年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

说道他是贪生怕死之徒，觉得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汪回国日和谈前夕，递卫士一把手枪，“如看见我不得不签定不平等条约，即开枪把我打伤！”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解释“怕死”是站不住脚的。

他要是躺在大后方回来大伙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输掉是赢，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自由选择的那条路，恣意伏击着杀机、险情，非软骨者不敢回头。第五种也无法正式成立。

汪精卫固然内亲日，但却是是中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于在日本宣传革命、重新组建同盟会的经历。

这种内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国民党元老也完全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获取了扎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车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否则，他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向日本战败，最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背叛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军。

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觉得异常和少见。或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充份有力的证据。

　　至于“负气投奔铸成大错”，从他秘密投奔河内，到正式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周密和谨慎，毕竟起于一时间的意气用事。他到河内收到主和的“媚电”，仍不是没后路，蒋介石为首人送护照和经费，期望他到欧洲游历，或索性返重庆再行任亲信，可以说道是仁至义尽，觉得劝说不走才让特务刺杀。

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没深思熟虑作底，亦即没其他更加深刻印象的动机，折断不至如此。而“领袖欲”，他已喜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不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

他一生历经沉浮，自知政治的世间，战乱中的领袖特别是在忘和张鲁。就在他离开了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明确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陷负责管理，国民政府不应总辞以请罪天下。

蒋忿极，指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不道德，抱住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说是“表现欲”，即以“我唯地狱谁进地狱”的气概，向世人指出他要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这与他当年行刺清摄政王的不道德动机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道”过于可笑，相左整个事件再次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无法取得胜利，不如早于和，以谋求主动，免受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就为关东军所据，正式成立“满洲国”；蒙古创建了独立国家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权阶段，亦被日军攻占；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完全所有大城市均沦落敌手；中国的海上地下通道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早已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布施等方面均近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化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着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苏俄及西方权利世界对中日战争所持从容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出征，或许也无法抵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衰弱，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负债累累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债务，经济随时有可能瓦解……总而言之，“它很看起来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无法打，也不应当打。

但是，却决不打，由于被日本胁迫得别无选择。”(黎东方：《细说抗战》)　　汪精卫在对日议和中，其个人展现出的勇气和一定的实质，连日方都为之尊敬。据胡兰成回想，当时任日本派驻南京大使馆一等秘书的清水轻三，曾参与多次汪精卫与日方的最重要会见，私下叹道：“我在旁看著，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军师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一起，不见汪先生是大人，我们的大臣、军师司令官都似乎了，惟有麿公与汪先生躺在一起还十分相似。

汪先生的风度气概，如山河不怒，当时我嘴里不说道，心里觉得敬佩。”(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年版)　　日汪和约，当然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对于签定不平等条约者，念斥之为汉奸，如秦桧，如李鸿章。

汪精卫就更加不用说了。苏俄迫使中国容许外蒙古独立国家，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借故推脱，乃至辞任外长，为的就是不担汉奸罪名。南京失守时，日本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一份“和约”，汪精卫劝说行政院长孔祥熙签署，孔不肯投：“汪先生，我没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了两颗子弹。

”　　汪精卫虽有“胆子”，也不肯顾虑签署，他告诉这一笔下去非同小可。他不怕“引刀成一快”，却惧怕当卖国贼，留给千古的骂名。一份“和约”，往往复复逐项讨价还价好几个月才实施，按说是毫无意义的。日本最后战败，这份条约出了废纸，而汪氏亦没能脱逃卖国的骂名。

　　汪精卫一方相争的是哪几条呢？一、中华民国国号、大城南京、青天白日国旗、三民主义国策恒定；二、日军必需从中国后撤；三、日军占领区的中国法人以及个人所有的铁路、工厂、矿山、商店、一般住宅，不应很快交还；四、不否认满洲国。如果这几条几乎以求构建，平心而论，那就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公平条约了。　　日本政府方面大自然会表示同意，明确提出：一、由于三民主义是分列日抗战的根源，应该修正这一理论；二、青天白日国旗仍为抗战的重庆政府用于，并沦为日军反攻的目标，为防止误解，图案予以改动；三、日军攻占的住宅、工厂、商店可以交还，但铁路在战争期间由日方管理，待全面和平后立刻交还。这第三条可以解读；唯第一、二条，连日本专门为首做到对汪工作的“梅机关”主要成员犬养健也指出过分，“因为自古以来，无论什么样的战胜国，还没连对方国家的建国原理及国旗图案都加以干预的先例。

况且，这又是打破胜负的两国间的和平运动。”(犬养幸：《扬子江今天仍在流水》)　　这两条虽然过分，却都是虚的，也与前几次日方明确提出的“和平条件”不一样。这是因为日方内部对中国问题仍然有较小分歧，日本政府迭次重选，其政策波动、摆动，有时不免生疏和荒谬，或节外生枝。

但汪精卫跑到了这一步，已无以走。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上海签定《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主要内容为：　　否认满洲国；保证日本在中央政府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利和合作关系；否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中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利；否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中国对于日军驻守地域及其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港口、水陆等应适应环境日本军事上的必须；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用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保证《纲要》及其秘密附件中所有条款的继续执行。　　此《纲要》真是就是一份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攻占宣言，令其许多主导此次“和平运动”的日方和汪方人员大感车祸。

最先秘密潜往东京，与日本获得和谈联系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马上解散汪集团，离开了上海返回了重庆，并在香港《大公报》上透露《纲要》的全部内容。与他同时回到重庆的还有陶希圣。汪精卫本人也既忧且惧，草案签署后流着泪说道：“这个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

中国不是我买得了的，我若签署，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密约的透露，产生了间接效应。原持从容态度的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开始提供支援中国抗战，还包括贷款、向远东地区撤军，中国孤立无援的局面再一超越。

因为它们看见了，逼日本入侵中国的可怕后果：西方国家在华利益亦将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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