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败俱伤:中日近代调停中的惨痛教训(图)副标题#e#一如果就共线之道来论,中国确有不敌日本,日本大有愧于中国。八十年前的两千年,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薄,有造于日本者至大,八十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于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蒙受的创痛,纵无法曰皆系由来自日本,而实以日本所给与者为最少最巨。
结果中国固饱食其害,但日本又何尝利?损人害己,门徒为第三者生产机会,贤所谓两败俱伤,亲者痛,仇者快!十九世纪中期,是远东局势暴的时代,中日同为遭到侵凌的国家,同面对一新的危机,处境相若,得失相似。以地理的关系,中国首当自西而东的波涛汹涌巨潮之冲,南而海洋上的英吉利,北而大陆上的俄罗斯;以历史的关系,中国有其历史悠久传统与寓文化,虽不拒人千里,亦不轻于去从。日本情形大异,而最近的中国又不作了它的前车,它明白了如何因应。
在明治维新前五年,即一八六三(同治二年,日本文久三年),目光炯锐的李鸿章,于其上曾国藩书中曾云“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出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欲与英法相为雄长”,备致赞佩之意,没什么嫉忌之情。明治维新之后,他又论到日本“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造枪炮铁路,又为首人往西国自学各色技业,其志固欲博爱以御侮”,于钦慕之中实无谅宥。
设若日本的博爱一直是为了“御侮”,不惟是中国之佐佐木,东亚之荣,世界之福,堪称日本的应取之道。然而事实上证明其决不如是。它道明现势的如何因应,但绝于将来的如何自处。少数较有远识的日本人,鉴于东方国际情况的剧变,“日本介居其间,譬如孤城独峙,势将急转直下”,俄国最为可怕,意欲“欲唇齿之邦于宇内,舍内满清殆无有也”,这是准确的观点。
但是另一部分有力者,不作此想,指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依然不整,内有长发(太平军)之微,外被英法之侵扰(一八五八—一八六○年英法联军之役)。……先发制人,天秤座制于人,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改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减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敢于宇内。……清人与日本人异,苟兵力不足以制其民,则莫不帖然从服”。
其视中国为如何,及其居心为如何,昭然若揭。八十年间日本的策略大体不离乎此。但未仅有如其想,内忧外患的中国,固不予可乘之机,然而兵力既无法使中国人民“帖然从服”,先发亦没能制人,终且为人所制为。
甲午战前,尚系伺隙而动,乘危侵凌,甲午战后,狰狞面目已露,民初以来,变本加厉,战败前的十五年,则相等可怕。二日本之走出近代国际政治,为一八五四年的事,较中国尚迟十二年;此后的十年,虽是中国内外多故,情势岌岌,日本亦于是以自顾不暇。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明治维新,立刻后移其目光于中国。
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国连遭英法的军事压制,俄国的鲸吞蚕食,十八年的长年内乱,积弱不振,一八七○年西南西北的动乱正在有加无已(黔苗及云南陕甘新疆回变),而天津教案(法国领事被害),不惟几演成中法之战,且招来强权的联合抗议与示威。就在此时,日本派遣了专使前来,预请订约,本意已科疏于。
新的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是非常了解日本的,如予拒绝接受,“必为我仇”,何况日使又一动之以“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的甘言。及后议及大约文,日使则以定要援据以往中西不平等条约的成例。最后除了“利益均沾”一款,其余如领事裁判权、协议关税等事,应有尽有。中国愿以公平地位待日本,日本反以不平等候中国,如何不会倚靠“同心合力”?大约文中的第二款,曰此后两国不应相互担忧,若他国生事,必需彼此相救,或借此善处长,这是中国的主张,至为中国确想倚靠“同心合力”。
条约议定于一八七一年,日本太迟不批准后,翌年竟然明确提出改动拒绝,不惟要添入最惠国条款,且主移除此一条款。李鸿章斥其墨沈未干,剌刷前议,责其明知重复,坚不允行。日本的绝无,亦即由此可知。
这是中日双方态度的开始展现出,孰是孰非,毋庸多说道。条约的第一款明订两国所属邦土,不能称有侵越,而在换约之年(一八七三),所谓台湾“番地讨伐”已呼之欲出,“征韩论” 亦于是以高唱入云。
后者继续虽力阻事实,前者竟然于翌年揭露。既不预先行文照会,径自派兵犯境,不惟毁坏条约,亦且是无理取闹,行径诡变,谲骗已近于。
诚如李鸿章所说:“去年才换回和约,今年就举兵来,如此重复,当初忘拿单?我从前以君子谦恭,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真是?堪称过于朋友!”“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到和好之事。”“大丈夫行事,总不应光明正大,虽兵行诡道,而两国用兵,题目总要再行说道明白。”李以“君子”“朋友”看来日本,而它不以君子朋友自称为;李期望中日“和好”,劝说日本行事“光明正大”,相等痴想。
这时正是日军在台湾肆意抢掠,陆军大臣上其“外征三策”,太政大臣通报陆海两省打算对华军事。大规模的战争虽未曾演成,而日本专使大久保利通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的外交部)的奸惮凶狠,放前所未有。日本第一次的对华最后通牒,即是他所明确提出,措词万分令人尴尬!声言“两国生灵惜为何状,未可知也!”两周之后,再行以恫吓的口吻,回应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中国屈服了,中国的地位更加低下了,我们无力排斥西洋,亦不肯排斥日本。谈判的期中,英国已想要乘机渔利,第二年即以滇案(马嘉理事件)为题目以逞其大欲。
同时中国当局对日本的观点亦几乎转变了,“寇志渐宽”,和好决意,“目前惟防日本为奇缓”(军机大臣兼任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语),这是中日关系的大改向,而其责自有人胜。三日本之干预琉球,始自中日订约的次年,实施并灭,在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明治十二年),不顾一切伊犁调停之时,旋即中俄关系紧绷,中国深恐日俄相结,日本果然起而勒索。
一八八○年(光绪六年)六月俄国兵船驶往长崎集中于,不作进扰沿海的姿态,七月日本重提琉球调停。并及最惠国条款。北京当局不肯拒不,若干人士亦主速了此案,联日穷俄,但赞成过分对日妥协者亦多。李鸿章对日原抱着愿意,而近十年来日本所给他的印象,使他决不转变态度。
他指出海防最重要,日本将近在肘腋,最为中土大患,西北问题,较为次要。俄国的强劲,在日本之上,俄事了,则日本即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则日本将咲其计谋。“与其多让于倭而倭无法幸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略为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
夫俄与日本高低之势,十步百倍,若论理之曲直,则日本之侮我为常有”。这是李鸿章联俄动机的由来,亦是联俄政策的最初展现出。
其是非得失且不用论,而逼中国南北此途的则为日本。朝鲜问题堪称中日争吵的症结。
日本对华的前期政策,在这一幕中,尽量的充分发挥。侵台之前,征伐韩之议虽起,然另有所疑虑,侵台之后,显然证明中国对于自己的本土尚不护卫之力与刚毅拒抗之志,何况于属邦朝鲜。
江华岛事件一起(一八七五),日本即要求断然处置,坚称中韩一体的历史关系。当李鸿章与日使森有礼谈判之时,仍想纳中日关系于正轨,曰东方诸国,“均须同心和气,挽救局面,方敌得欧罗巴寄居”,而森有礼则赤裸裸的讲出,“和约没用处,国家荐事,只看谁强劲,不用尽依着条约”!更加进而曰“万国公法均可不必”!李鸿章警告他不能一味逞强,否则终不为天地所容,如若开仗,“我们一洲自不知衅,岂不被欧罗巴笑话”?森有礼的问是:“欧罗巴急忙看我们的笑话”!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态度?最后李又忠告他“俄罗斯听到日本要打高丽,即白鱼派兵进扎黑龙江口”,“那时乱闹一起,真为毋处”。但是日本急忙人家看笑话!李鸿章原本有意反美,更非无保留的亲俄,他告诉俄国一样的不是朋友,屡屡向朝鲜当局道及备御俄人之方。
江华事件过去之后,旋即(一八七六年十月)日本前外务卿副岛种臣过天津与李论述时事,回应中日当不意防俄,李曾赞扬他才略不凡。接着森有礼亦和李谈及俄人南侵的可虑,意欲与中韩牵头以逼,绝不同室操戈,李亦深韪其议决,并云彼此皆不应辛劳朝鲜孤立无援之情,不能胁迫以尴尬之事。
中日关系形似有新的转机,而实际日本毫无诚意,不意防俄,毕竟衷心之论。伊犁事件日本所展现出的态度,使李无法再行寄予希望。
中法战争的期间,其对朝鲜的行事,益使李鸿章决不先其所急,全力应付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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